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路径研究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走出去”的路径研究

与西方金融市场发展路径不同，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载体是产业经济合作，即通过深化全球产业合作，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良性循环，实现与合作国家或地区共同发展的目标。这也要求国内信用评级行业的国际化道路不应局限于资本市场上的债券评级行业务，更应从帮助国内市场主体更好认识和揭示境外各类信用风险、帮助境外市场主体更好理解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内涵、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出发，革新评级思想和理念，加快评级技术体系转型，提升研究能力，丰富和创新服务模式，探索出符合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行业国际化道路。

一、理念、方法与战略定位

企业信用评估的“生态嵌入”与“政策协同”分析：对中国市场主体的评级，需深刻理解其与中国特色经济金融生态的共生关系。这意味着要科学评估产业政策支持、国有资本角色、银企关系特点以及国内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企业信用资质的真实影响。方法论上需建立量化和定性相结合的工具，避免简单地将政府支持视为“隐性担保”而低估其价值，或将其视为“非市场因素”而予以排斥。

（一）方法论体系的创新：融合中国特色与全球适用的技术路径

在明晰的理论根基上，需要推动一系列具体评级方法论的创新，使其既能精准刻画中国风险，又能被国际投资者理解和接受。

1.主权与超主权评级方法的突破

创建“可持续发展融资”（SDG Finance）与“一带一路”项目专项评级模型：针对全球发展议程和“一带一路”倡议下大量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开发专门的评级方法论。该模型应超越传统项目融资评级，重点评估项目的战略协同性（与东道国发展规划的契合度）、多边合作机制的保障作用、环境与社会影响的风险缓释，以及技术标准与本地化带来的长期效益。这能将中国在大型项目开发上的经验转化为国际通用的风险评估语言。

引入“多元文明共生”下的政治风险分析模块：摒弃基于单一政治模式的政治风险打分卡，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承认不同政治体制在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保障契约方面的不同有效路径。该模块应更注重对制度稳定性、法律执行力、社会凝聚力等可观测结果的评估，而非对特定政治形式的偏好。

2.企业与金融机构评级方法的升级

构建“双循环”格局下的企业信用分析新范式：分析方法需同时覆盖企业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下的市场地位与供应链韧性，以及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下的全球资源整合与风险管理能力。对科技企业的评级，需建立评估其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度、研发迭代效率和知识产权全球布局的专门指标。

开发体现中国金融体系特点的金融机构评级模型：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评级方法需充分考量中国特色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存款保险制度、以及监管部门强大的早期干预和风险处置能力对机构个体信用带来的系统性支撑。同时，也要更精细地分析其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相关业务的风险收益特征。

（二）战略定位的升华：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贡献”全球治理

新型评级体系的构建，最终要服务于更高的战略目标，即推动全球信用评级的多元化和治理体系的完善。

1.服务于国家金融安全与战略利益。

掌握本国资产定价的“解释权”与“定义权”：通过提供更准确反映中国主权及企业信用基本面的评级，对冲国际评级机构的顺周期波动和潜在偏见，稳定国内外投资者预期，降低我国实体在经济下行期或地缘紧张时面临的非理性融资成本冲击。

护航“走出去”战略：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和融资活动，提供基于母国视角、深谙东道国国情、且符合国际规范的风险评估和信用增进服务，帮助其识别和管理跨境经营中的特殊风险，提升海外资产的定价合理性和安全性。

2.贡献于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将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冲击中积累的宏观风险管理经验，提炼为可评估的信用分析维度，为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信用风险评估提供一种补充性、替代性的分析工具和视角。

倡导评级领域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平台的规则讨论，倡导建立包容不同发展模式、更加透明和问责的全球评级行业治理原则。推动国际社会认可评级方法和标准的多元化，打破少数机构的“话语霸权”。

促进南南合作与知识共享：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评级机构开展技术合作、联合研究和人才培训，分享中国评级方法论中具有普适性的成分，共同探索适合新兴市场特征的评级标准，逐步培育一个更加平衡的全球评级生态体系。

构建植根中国、面向全球的新型评级范式，是我国信用评级行业成功“走出去”并赢得尊重的思想与理论基石。它要求我们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从中国实践中提炼智慧，在技术层面勇于创新，在战略层面立意高远。这不仅是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的具体体现。这条路径，始于维护自身利益，但必将终于促进全球公共福祉。

二、打破信用评级思维惯性，创新业务模式，提高综合竞争力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走出去”战略，绝非简单的市场扩张或技术输出，而应被视为一项深具战略意义的系统性工程。其首要与核心任务，是构建一套既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又能有效参与并改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信用评级思想、理念和方法体系。这是打破西方评级话语垄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根本前提。传统国际评级巨头（“三大”）的方法论，深深烙印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其在评估主权信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信用风险时，往往存在系统性偏见，且难以适应多元化的现代化路径。因此，中国的评级体系不能走“跟随”或“接轨”的老路，而必须走一条 “基于国情、自主创新、开放包容、贡献全球” 的新路。

（一）理论根基的重塑：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信用哲学

1.解构与反思：西方评级体系的局限性及其根源

价值预设的冲突：“三大”的评级模型内嵌了对于“小政府、大市场”、私有产权绝对优先、多党竞争政治体制的隐性推崇。其在评估主权信用时，往往将上述要素视为“正面因子”，而将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等中国发展成功的关键要素，视为潜在的“风险来源”或需要“折价”的因素。这种价值预设导致其评级结果难以客观反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真实信用基本面和风险抵御能力。

历史经验的错配：西方评级理论成型于工业化先发国家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对于后发国家在赶超过程中面临的独特挑战（如结构性转型、基础设施巨大缺口、技术引进与消化）以及所采用的创新性政策工具（如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银行体系），缺乏足够的分析框架和历史数据支持，导致其评级经常滞后或误判。

2.建构与立论：中国评级思想的核心支柱。

主权信用评估的“发展韧性”视角：新的评级思想应将评估重点从单纯的债务负担率、财政赤字等静态指标，转向一个更全面、动态的 “发展韧性”框架。该框架应系统纳入：国家治理效能（如政策连贯性、战略执行力、危机动员能力）、长期增长潜力（如人力资本积累、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前景）、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如监管有效性、银行体系健康度、资本流动管理能力）以及社会发展包容性等维度。这旨在衡量一个国家在发展中解决债务问题、创造未来偿债现金流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现有债务存量。

当前，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业务模式存在显著的“单一化”与“内卷化”特征。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有限的国际业务尝试中，其核心收入与作业焦点仍高度集中于债券发行评级这一传统领域。这种路径依赖不仅在国内市场引发低水平同质化竞争，挤占了提升评级质量所需的资源与空间，更在全球范围内，使我国机构陷入与“三大”巨头在其最熟悉、规则最固化的赛道上的直接较量，难以形成差异化优势。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走出去”，必须从根本上打破“评级即债评”的思维定式，借鉴国际领先机构的成长经验，将业务范畴从单一的事前、点状的债券信用评价，拓展至覆盖信用风险全生命周期、全价值链的综合信用服务生态。这不仅是应对外部竞争的策略选择，更是行业服务国家战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传统债券评级模式的局限性与转型迫切性

对债券评级业务的过度依赖，已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与国际化突破的关键瓶颈。

1.加剧国内市场“内卷”，侵蚀评级公信力根基

价格战与“评级选购”恶性循环：由于产品高度同质（均提供债券评级），且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客户（发行人）高度集中，评级机构为争夺市场份额极易陷入价格竞争。为维持收入，部分机构可能在评级准确性、独立性和透明度上做出妥协，导致 “评级通胀”或“评级僵化” 现象，削弱了评级作为风险定价基准的核心功能。

资源错配与创新能力抑制：将主要精力与人才配置于承揽债券评级项目、应对发行周期，使得机构缺乏足够动力和资源投入对新兴风险（如ESG风险、供应链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的方法论研究，以及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分析工具的深度开发，导致技术迭代缓慢。

2.限制国际化突破，陷入“客场劣势”竞争

在国际市场被动遵循既有规则：在债券评级这一成熟领域，“三大”已设定了全球通行的方法论、符号体系和收费模式。我国机构若仅以此为主业“走出去”，只能作为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难以挑战其定价权和话语权。

无法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我国评级机构对中国企业、中国国情以及“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的理解深度，是其相较于国际巨头的独特优势。但传统债评业务框架（强调财务数据可比性、国际惯例）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这种优势的发挥，使服务沦为对国际标准的简单模仿或补充，价值难以凸显。

（二）综合信用管理服务：内涵、构成与战略价值

“综合信用管理服务”是指超越一次性债券评级，为企业、金融机构乃至主权部门提供贯穿其信用活动全过程的、定制化的风险评估、监测、咨询与解决方案。这标志着从“裁判员”（出具评级）向“教练员”与“参谋长”角色的转变。

1.核心服务模块的构成。

深度定制化风险分析与咨询：

“走出去”战略配套风险评估：针对企业海外并购、绿地投资、重大项目承包，提供涵盖东道国主权风险、行业监管风险、汇率风险、法律合规风险及合作伙伴信用背调的综合性尽调与评级服务。

供应链金融信用解决方案：为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供应链网络，设计并实施涵盖多层交易对手的信用评估与监控体系，助力产业链稳定与融资便利。

ESG与气候风险整合咨询：帮助企业识别、量化并管理环境、社会与治理风险对其信用状况的影响，协助其编制符合国际标准的ESG报告，满足绿色融资要求。

动态风险监测与预警平台服务：

利用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构建对特定国家、行业或企业的实时风险仪表盘，监控财务指标、舆情、政策变动、大宗商品价格等多维度信号，提供动态风险预警和深度分析报告。

为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提供持续的风险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评估其在各种宏观经济冲击下的信用质量变化。

信用风险缓释与资产优化服务：

参与资产证券化（ABS）、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MW）等复杂金融产品的结构化设计与信用增级方案论证。

协助企业优化债务结构、设计融资方案，提供再融资时机与成本分析。

2.对“走出去”战略的多维支撑价值

满足市场主体精细化、前置化的风险管理需求：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日益复杂多元，远非一个债券评级符号所能覆盖。综合服务能提供“一站式”、“伴随式”的风险管理支持，从项目论证阶段即介入，真正成为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战略伙伴。

开辟“蓝海市场”，实现差异化竞争：这一领域尚未被“三大”完全垄断，且高度依赖本地化知识与深度行业洞察。我国机构可凭借对中资企业需求的理解和对新兴市场的研究积累，建立起独特的专业壁垒。

增强客户粘性，打造可持续收入模式：综合服务通常以长期顾问合同或订阅服务形式开展，能带来更稳定、多元的收入流，降低对周期性波动的债券发行市场的依赖，提升评级机构自身的财务稳健性和研发投入能力。

（三）驱动行业转型与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战略路径

发展综合信用管理业务，非一日之功，需要行业、监管与市场主体协同推进，实现系统性能力跃升。

1.评级机构自身的变革与能力建设

人才结构重构：大力引进和培养具备产业研究、数据科学、国际法务、战略咨询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组建跨领域的研究与项目团队。

技术基础设施升级：投资建设集数据聚合、智能分析、可视化呈现于一体的信用科技平台，为综合服务提供强大技术引擎。

组织架构与考核机制创新：设立独立的咨询或解决方案部门，建立与债券评级业务有效的利益隔离机制（防火墙）。改革内部考核体系，从单一的项目收入导向，转向兼顾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研究成果和创新性的综合指标。

2.监管与政策环境的支持与引导

拓宽评级机构的法定业务范围：在监管框架中，明确并鼓励评级机构在做好合规债券评级主业的同时，依法合规开展信用风险评估咨询、数据服务等增值业务。

鼓励在特定领域先行先试：可引导评级机构在 “一带一路”项目融资、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等领域率先开展综合信用服务试点，并总结经验，形成行业标准或最佳实践。

加强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与安全治理：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服务涉及大量跨境数据，监管部门需在保障国家安全与数据主权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为行业开展国际业务扫除障碍。

3.深化国际合作的新纽带

以解决方案为载体，寻求利益契合点：在服务第三方市场（如中资与当地企业合作项目）时，我国评级机构可与当地或区域性评级机构、咨询公司合作，共同提供风险解决方案。这种基于具体项目利益的务实合作，比单纯的评级技术交流或资质互认更容易切入和深化。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贡献中国智慧：在ESG评级、供应链金融风险、主权风险评估等新兴领域，我国机构可凭借在综合服务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研讨与制定，逐步从规则的跟随者转变为贡献者。

从单一的债券评级提供商，转型为综合信用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是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高质量“走出去”的战略支点。这不仅能够通过业务多元化提升行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更能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征程构筑坚实的“信用风险防火墙”。这条路径要求行业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但也为其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更具价值的蓝海市场，是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关键一跃。

表1             标普和穆迪收入构成（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标普和穆迪官网，安融评级整理

注：标普非评级业务主要包括市场情报、商品洞察、指数、流动性、工程解决方案等；穆迪非评级业务主要包括固定收益产品定价服务、研究、数据及分析，企业风险解决方案以及其它专项服务。

三、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配合国家发展战略，讲好“中国故事”

为重塑国际评级市场的竞争格局，国内信用评级行业应当立足于中国产业主导的全球化发展与布局特征，紧扣“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家战略，充分挖掘中国及合作国家或地区市场主体的信用风险管理需求，探索独立自主的信用评级国际化路径。

一方面，“一带一路”是我国推进国际大循环的最重要战略平台。信用评级行业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为参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建设的企业或金融机构提供涵盖区域、国别、行业、主体的全面信用风险分析和相关评级服务，以此解决“一带一路”双边或多边经贸金融合作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双边或多边互信，降低双边或多边经济金融合作的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近年来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范围和规模稳步扩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快速发展，也为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加快“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条件。依托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国内信用评级行业既可以通过对更具竞争优势的人民币资产定价来实现国际业务的扩张，也能够以此加深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信用评级思想、理念和方法体系的理解，进而提高国际投资者对国内评级行业的认可度，扩大国内评级行业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