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视角下评级业服务金融强国战略研究
国际化视角下评级业服务金融强国战略研究
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经历深刻变革与我国金融业双向开放持续向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信用评级行业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与信用信息中枢，其国际化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与规则话语权的核心指标之一。本文立足于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高度，旨在系统性地探讨评级业国际化发展的内在驱动逻辑、国际同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我国评级机构的国际化历程与当前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前瞻性地提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路径选择。本研究认为，积极推动我国评级业实现高质量国际化转型，不仅是顺应金融市场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金融主权与风险防控能力的客观需要，更是提升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价值、深度参与乃至引领国际金融规则演进、以及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因此，有必要在深入剖析国际评级机构全球化发展模式与规律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并明晰我国评级业国际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与系统性实施策略。
一、 评级业国际化服务金融强国战略的内在逻辑
信用评级作为风险定价与投资决策的核心依据，深刻影响着国际资本流向、金融资产估值与全球风险管理框架。在金融强国战略的总体布局下，评级业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服务行业，更是国家金融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其国际化进程，本质上是将一国评级机构的专业能力、品牌公信力以及信用评估标准，从国内市场向全球市场进行系统性拓展与深度渗透的过程，旨在构建与本国经济金融全球地位相匹配的信用服务网络。从战略功能上看，评级业国际化主要通过以下三维机制，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
其一，优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助力掌握国际资产定价权。 当前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由少数国际机构主导，其评级方法论与风险视角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全球资本的偏好与价格。培育具备国际公信力的本土评级机构，能够为国际市场提供融入中国视角、更全面反映新兴市场特质的信用风险评估。这有助于降低因评估模型与信息偏差导致的跨境信息不对称，引导国际资本更为精准、高效地配置于中国及与中国经济深度关联的优质资产，从而逐步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资产定价体系中的影响力，扭转定价权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其二，捍卫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构建自主可控的风险预警体系。 过度依赖外部评级机构，可能导致一国关键基础设施、重点企业乃至主权信用的风险评估，与本国实际经济结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产生系统性偏离。这种“评级错配”不仅可能扭曲国内融资成本，更可能在外部情绪传导下引发非理性的跨境资本波动，放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评级机构，是在关键领域掌握信用评价话语权的战略需要。其提供的独立、客观、基于国情的风险评估，能够为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提供更为可靠的早期预警和决策参考，筑牢金融安全的内生防线。
其三，赋能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结算货币向投资、储备货币的进阶，离不开丰富、透明且具有国际吸引力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池。这些资产的全球发行、交易与持有，均需以国际投资者广泛认同的信用评级作为背书。本土评级机构的国际化，能够伴随熊猫债、离岸人民币债券等资产的跨境流动，提供从发行前评估到存续期跟踪的全周期信用服务。这不仅提升了人民币资产的信息透明度与市场可信度，降低了国际投资者的准入门槛，更是在金融市场开放的纵深领域，构建了与人民币国际使用场景相匹配的专业服务生态，是金融开放基础设施健全完善的关键一环。
二、 国际评级机构全球化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以穆迪（Moody’s）、标准普尔（S&P）和惠誉（Fitch）为主导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其成功实现全球化运营的历史轨迹与业务模式，为后发国家评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具有参照价值的重要范本。深入剖析其发展路径，可将其核心经验归纳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第一，与国家金融深化和资本输出进程形成战略协同。 国际评级机构的全球化并非孤立的市场行为，而是深度嵌入其母国——美国的金融市场扩张与美元体系演进之中。其全球业务网络伴随着美国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同步延伸，评级服务成为美元资本全球配置不可或缺的信用基础设施。这一历程表明，评级业的国际化需要强大的本国金融市场、稳固的主权货币国际地位以及活跃的对外资本输出作为基础和依托。
第二，构筑“方法论—数据—声誉”三位一体的持久竞争优势。 国际评级机构通过持续投入，建立了难以复制的核心壁垒。在方法论上，它们不断研发并全球输出复杂而系统的评级模型与技术标准。在数据层面，构建了覆盖全球主要发行主体与行业的庞大数据库及研究网络，实现了信息优势。在此基础上，凭借长期的业绩记录，积累了深厚的品牌声誉，形成了强大的网络效应与客户依赖，使后发者进入市场的门槛极高。
第三，采用灵活多元的全球市场进入与本土化策略。 为应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监管差异与文化环境，国际评级机构在实践中形成了多样化的组织模式。这些模式包括设立全资子公司以保持绝对控制、与当地有影响力的机构成立合资公司以获取准入与资源、以及开展技术许可和品牌合作等轻型合作。这种策略上的灵活性，确保了其在适应本地化要求的同时，能有效实现全球标准的推广与业务整合。
第四，从市场服务者演进为国际金融规则的重要塑造者。 国际评级机构的影响力已超越单纯的商业评估。通过监管捕获与市场惯例，其评级结果被广泛纳入各国金融监管法规、国际机构投资准则及各类金融合约条款，从而深度嵌入全球金融治理架构。这使得它们从提供参考意见的服务方，转变为准公共性的“规则影响者”，掌握了定义信用风险、影响资本成本的系统性权力。
国际评级机构的全球化历程揭示，其成功本质上是国家金融实力、企业技术能力与规则话语权提升共同作用的成果。它们的经验表明，评级机构的国际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进程与一国的金融市场成熟度、资本开放程度、技术积累深度以及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密不可分。这对于我国在金融强国战略下规划评级业国际化路径，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必须进行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实现国家战略、市场力量与机构能力建设的有机结合。
三、 我国评级业国际化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其国际化发展轨迹与中国经济崛起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宏观进程紧密交织、同步演进。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依据核心驱动力与阶段性特征，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探索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主要以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为主，通过市场开放引入国际评级机构的业务模式与技术；主动布局期（21世纪初至2010年代中期），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金融开放提速，国内主要评级机构开始尝试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参与国际研讨会等方式探索“走出去”；深化发展与战略聚焦期（2010年代中期至今），在“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强国战略明确指引下，评级业的国际化被赋予更深厚的战略内涵，进入系统规划、多元尝试与能力建设的新阶段。
审视当前格局，我国评级业国际化呈现“双向流动”与“结构失衡”并存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初步框架已然形成。 在“引进来”维度，早期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签署技术合作协议等方式，吸收了国际评级方法论与运营经验。在“走出去”层面，国内头部评级机构已在香港设立子公司，将其作为辐射全球的桥头堡，积极参与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评级服务，并逐步将业务触角延伸至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另一方面，国际化的深度、广度与影响力仍面临显著制约。 业务范围高度聚焦于境内债券市场及离岸中资发行人，对全球主权信用、国际多边机构及境外非中资企业的评级覆盖极为有限；自主评级方法论的全球公信力与接受度尚未得到国际市场充分检验，跨境数据积累与研究分析的广度深度存在短板；品牌国际认知度、话语权与穆迪、标普、惠誉等机构相比差距明显，在全球信用评估体系中仍处于边缘地位。
展望未来，在金融强国战略目标牵引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背景下，我国评级业国际化预计将呈现以下关键趋势：第一，发展导向从“被动跟随”转向“主动引领”。 国际化进程将更加紧密地对接国家战略，服务于人民币资产全球化配置、中资企业海外投融资安全保障以及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等宏观目标。第二，服务模式从“单一评级”转向“生态赋能”。 业务范畴将从传统的债券评级，向信用数据服务、风险咨询、绿色金融认证、ESG（环境、社会与治理）评估等综合性信用服务生态体系拓展，提升全链条价值创造能力。第三，技术领域从“传统分析”转向“科技融合”。 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革新信用评估模型，同时重点布局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等新兴领域的评级标准研发。第四，规则参与从“适应遵循”转向“贡献建构”。 在国际评级监管对话与合作中，将更加积极地倡导新兴市场视角，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多元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探索构建符合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评级标准与话语体系。
四、 国际化视角下我国评级业服务金融强国战略的路径
基于前文对内在逻辑的剖析、国际经验的借鉴以及自身发展现状的研判，推动我国评级业实现高质量国际化，不能停留于局部调整或短期尝试，而必须将其置于金融强国建设的整体战略布局中，进行系统谋划与长期投入。具体而言，需构建并实施一套多层次、一体化且循序渐进的战略路径体系。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协同，明确国家支持下的机构培育路径。 应将评级业国际化明确提升至国家金融战略的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制定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核心在于实施“扶优扶强”的差异化政策，集中资源支持少数几家治理规范、技术扎实、信誉良好的本土龙头评级机构。通过有条件的政策引导（如在国际项目融资中优先采纳符合条件的本土评级结果）与市场化机制相结合，助其突破发展瓶颈，逐步培育成为在亚太区域具有领导力、进而向全球市场辐射影响力的权威信用评估机构，形成与国际巨头有效竞争的战略支点。
第二，深耕核心能力建设，构筑方法论、数据与技术的综合壁垒。 核心竞争力是国际化的根基。首要任务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构建并不断优化一套既遵循国际通行准则，又能精准反映中国经济模式、市场特征及新兴市场复杂性的评级方法论体系，以提供差异化、高附加值的信用洞察。同时，需大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整合境内与全球数据资源，构建覆盖广泛、实时动态的全球信用信息数据库与分析平台。此外，应通过长期深耕“一带一路”沿线、金砖国家等战略区域，积累深度的本土化知识、风险理解与市场声誉，实现从“走进市场”到“读懂市场”的跨越。
第三，实施差异化市场拓展，推动服务模式与业务疆界的创新。 在市场开拓上应采取“巩固基本盘、突破高边疆”的梯度策略。首先，牢牢巩固亚洲市场及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既有优势与服务深度。在此基础上，择机向主权信用评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评级等代表行业权威与公信力的高端领域进行突破，提升品牌层级。在合作模式上，积极探索与国际同行、区域性机构开展联合研究、方法互认、共同评级等新型合作，以渐进方式提升国际认可度。同时，把握全球可持续发展浪潮，超前布局并大力发展绿色债券评级、ESG（环境、社会与治理）评估、转型金融认证等新兴前沿业务，抢占未来信用服务的话语先机。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监管协调与规则塑造，优化外部制度环境。 评级机构的国际化离不开有利的监管与规则环境。国家层面应加强与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作，积极倡导建立更加公平、透明、包容的国际评级监管框架，为我国机构进入国际市场争取对等的制度条件。同时，应大力鼓励并支持本土评级机构以各种形式深度参与国际评级标准、行业准则的讨论、研究与制定过程，系统性地提升在国际信用评估领域的话语权、规则影响力和标准贡献度。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四个层面战略举措的协同推进与持续深化，我国评级业方能在全球化竞争中锤炼出真正的国际竞争力。这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的跨境融资需求、引导全球资本进行优化配置，还将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稳定、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专业作用。最终，一个强大且国际化的本土评级业，将成为金融强国战略大厦中一块坚实、可靠且具有全局支撑意义的信用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