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评级机构国际化发展的顶层设计研究
中资评级机构国际化发展的顶层设计研究
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化进程，不仅是其自身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更是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话语权、维护海外资产定价安全、服务“一带一路”共建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然而，国际评级市场长期由少数巨头主导，格局稳固，且各国监管环境、法律制度、市场习惯差异显著。中资机构“走出去”面临认知度不足、监管壁垒高、市场信任建立缓慢等多重挑战。因此，单纯依靠机构自身市场化拓展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突破，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构建一套系统性的制度保障与监管协同框架，通过“政府引导、监管先行、机构跟进”的模式，为中资评级机构突破重围、稳健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本部分旨在探讨这一框架的核心构成与实施路径。
一、国内政策协同：凝聚共识，构建“走出去”的战略支撑体系
中资评级机构的国际化发展，绝非单纯的企业市场行为，而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背景下的国家金融战略延伸。当前，国际评级市场由少数机构主导的格局，不仅影响我国企业的海外融资成本与形象，更关乎国家金融话语权与风险定价自主权。然而，机构“单兵出海”面临规则陌生、品牌信任度低、国际话语权弱等重重壁垒。因此，其成功与否，首要关键在于国内能否形成一套目标清晰、协调一致、激励兼容的顶层政策设计，将国家的战略意志转化为可落地的制度合力，为机构远征提供坚实的“大后方”支撑。
（一） 核心理念：从“监管管理”到“战略赋能”的范式转变
推动政策协同，首先要求各相关主管部门在理念上实现统一与升华，即从传统的、侧重于国内业务准入与合规的“监管者”角色，向兼顾 “战略规划师”与“资源协调者” 的角色拓展。这意味着：
共识凝聚：明确认识到中资评级机构的国际化，是服务高水平金融开放、保障海外金融资产安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关键一环，具有战略必要性。
风险容忍：共识应包含对国际化初期可能面临商业亏损、市场拓展缓慢等阶段性困难的合理预期，并给予一定的战略耐心和政策容错空间。
协同导向：杜绝政出多门、信号矛盾或支持措施零散化，避免让机构在应对复杂国际市场的同时，还需耗费精力解读与平衡国内不同部门的政策导向。
（二） 核心机制：建立常态化、实体化的部际联合协调与引导平台
为解决政策分散问题，必须构建一个超越常规部门协调的高层级机制。
机制构建：建议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框架下，设立 “信用评级行业国际化发展专项工作协调机制” 。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常态化成员单位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该机制应定期召开会议，研判形势，解决问题。
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共同研究制定并推动出台《关于支持信用评级行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文件应作为纲领，明确中长期目标、实施路径与部门责任分工。
信息共享与监管协调：共享中资机构海外展业动态、遇到的壁垒以及国际监管动向，协调解决其在跨境数据流动、资金进出、境外合规等方面遇到的具体政策障碍。
评估督导：定期评估政策效果与机构进展，动态调整支持策略，确保战略方向不偏离。
（三） 政策工具箱：构建“需求牵引-供给激励-能力筑基”的三位一体支持体系
纲领性文件需配套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工具，形成闭环支持。
1.需求侧引导：创造初始市场空间，突破“信任循环”
主权与准主权信号引领：在中国主权外债、主要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海外债发行中，率先、主动引入中资评级机构进行并行评级或委托评级，发出强烈的国家信任信号，为市场树立标杆。
“一带一路”与海外项目嵌入式引导：将中资评级服务纳入“一带一路”重大项目融资的推荐或可选服务清单。在相关外债备案、项目管理中，对采纳中资评级的项目主体提供流程便利或将其作为体现风险审慎管理的正面考量因素。
境内市场联动：在熊猫债、自贸区债等“债券通”等开放场景中，明确鼓励并细化规则，便利中资评级机构为境外发行体提供评级服务，先在“主场”积累国际业务经验与声誉。
2.供给侧激励：降低出海成本，激发机构内生动力
财政与金融支持：设立专项基金，对机构在关键国际金融市场（如香港、伦敦、卢森堡）设立分支机构、获取本地监管牌照的前期投入，给予一次性补贴或贷款贴息。对国际业务收入实行一定期限内的税收优惠政策。
人才与数据保障：为机构引进国际评级专家、合规法务人才提供绿色通道和便利。在保障国家安全与个人信息的前提下，优先协调解决其在跨境信用数据获取、模型验证所需的数据跨境流动试点。
品牌与国家形象背书：在国家高层金融对话、双边/多边经贸合作机制中，将评级合作纳入议题，为中资机构进入对方市场营造良好政治氛围。
3.能力建设支持：夯实专业基础，跨越规则鸿沟
共建“国际评级研修中心”：由协调机制牵头，组织国际监管专家、资深评级分析师、知名律师，开展针对性的高端培训，内容覆盖ESG评级、主权评级、复杂结构融资产品评级等前沿领域，以及欧美、东盟等目标市场的监管法规核心要点。
组织联合研究攻关：资助或组织业界与学界对国际评级方法论、收费模式、利益冲突管理最佳实践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发布白皮书，为中资机构提供知识公共产品。
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接轨：在夯实本国评级体系的基础上，主动推动国内评级标准、符号体系与国际主要标准（如标普、穆迪的全球尺度）建立系统性的对比研究与映射关系，降低国际投资者的理解成本。
二、国际监管协作：主动对话，营造可预期的准入与展业环境
中资评级机构的国际化进程，本质上是其信用评估服务与信用风险话语权跨越主权监管边界的延伸。国际评级市场并非自由竞争的经济飞地，而是被各国严密监管、高度本地化规则所分割的疆域。准入许可、业务范围、合规成本乃至方法论认可，均受制于东道国监管机构的裁量。因此，被动的市场跟随策略已不足取，必须将 “监管协作”提升至先于甚至引领市场开拓的战略高度。本章旨在构建一个系统性的国际监管协作框架，旨在通过主动、多层次、机制化的外交努力，为中资机构扫除制度障碍，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海外监管环境。
（一）核心理念：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对话者与共同塑造者”的战略转向
成功的国际监管协作，首先要求我国监管主体与评级机构共同完成一次角色认知的升华：
超越技术性合规：认识到监管差异不仅是法律文本之别，更是主权意志、金融安全观与市场发展阶段的体现。协作目标不应仅是“获准进入”，更是寻求相互理解、互信建立与规则兼容。
主动设置议程：改变以往在既有国际监管议题中被动回应的姿态，主动在双边及多边场合提出关乎新兴市场、发展融资、基础设施评级等具有共同利益的新议题，引导对话方向。
建立监管声誉：通过专业、透明、持续的监管对话，向国际同行展示中国监管体系的严谨性、对评级机构监督的有效性，从而为其所监管的中资机构提供“隐性信用背书”。
（二）核心路径：构建“多边造势、双边突破、渐进互认”的立体协作网络
监管协作需根据不同的平台与对象，采取差异化的策略组合，形成合力。
1.多边层面：参与全球治理，倡导普惠包容的监管新范式
在多边舞台上，目标是通过倡议与规则讨论，提升影响力，塑造有利于新兴评级机构发展的国际舆论与原则框架。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作为全球证券监管的标准制定者，应深入参与其信用评级机构委员会（CRASC）的工作，积极反馈新兴市场视角，推动其《信用评级机构基本准则》的修订能更多考虑市场多样性与发展需求。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与G20：在这些关注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的高层论坛上，可倡导将“评级市场多样性对于金融稳定的价值”纳入讨论，强调过度依赖少数机构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为引入新参与者提供学理与政策依据。
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在这些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平台中，我国可发挥领导力，牵头倡议。
共同制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信用评级监管合作原则》：此倡议可涵盖：监管信息交换的便捷安排、跨境现场检查的协作程序、对本土评级方法论独特性的尊重、以及鼓励对服务于跨境基础设施融资的评级服务提供监管便利等。此举旨在建立一套“新兴市场俱乐部”内的监管共通语言和最低合作标准。
主导建立“评级监管机构定期对话论坛”：在上述框架下，设立常设性对话机制，分享对跨境评级风险、科技应用于评级（如AI、大数据）的监管经验，共同培训监管人员。
2.双边层面：瞄准关键市场，实现准入与互认的实质性突破
双边协作是解决具体市场准入问题的直接战场，需要精细化、定制化的操作。
战略支点市场（如香港、新加坡、卢森堡）：这些市场是国际金融枢纽，监管体系成熟且与西方标准接轨。协作目标是达成高水平的监管互认（Recognition）或等效性（Equivalence）评估。通过详尽的技术评估，证明我国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体系（如《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与对方具有“同等严厉”（同等效果），从而使得在该体系下注册的顶级中资机构，能相对便捷地在其市场展业。
重点合作市场（如东盟国家、中东欧国家、部分拉美国家）：这些市场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一带一路”），其评级市场可能处于发展阶段。协作目标首先是签署《信用评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建立制度化的合作桥梁。
市场准入便利化：明确简化中资机构在当地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的审批流程和时限；对已在中国境内受到严格监管、拥有良好记录的机构，探讨采用“快速通道”或豁免部分重复性审核材料的可能性。
监管协作具体化：建立明确的日常联络点与定期会晤机制；约定在涉及双方共同监管的发行体或债券时，进行监管信息共享的范围与程序；确立对中资机构进行跨境现场检查的联合或委托执行机制，降低机构的合规负担。
能力建设与交流：将中方对新兴市场评级方法的理解、对主权评级的分析框架等，作为技术交流的一部分，增进对方监管机构对中资机构专业性的了解。
（三）支撑体系：夯实协作基础，提升对话效能
为确保上述路径畅通，需在国内构建坚实的支撑体系。
1.建立专业的监管外交团队
在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内，培养兼通金融监管、国际法、外语和评级业务的复合型人才，专职负责国际评级监管对话与谈判。
2.构建“监管信息库”与“案例库”
系统梳理全球主要市场的评级监管法规、准入条件、合规要点，并持续跟踪其动态。同时，详细研究国际同行（如日本、韩国评级机构）的国际化监管协作案例，汲取经验教训。
3.推动“监管沙盒”跨境合作试点
与有意向的伙伴市场探讨，在绿色债券、熊猫债/点心债等特定产品领域，设立跨境“监管沙盒”，允许中资评级机构在受限范围内，运用创新方法论为特定跨境发行产品提供评级，双方监管机构共同监测，为未来规则修订积累实证依据。
三、内部协调贯通：打通堵点，构建高效的跨境业务支持平台
中资评级机构的国际化征程，不仅是在海外市场开疆拓土的前线作战，更是对其背后国内支撑体系协同效能的一场严峻考验。海外展业面临的合规、数据、沟通等具体“堵点”与“痛点”，往往根源于国内条块分割的管理架构与信息壁垒。前线机构在应对东道国监管问询、适配国际方法论、争夺关键订单时，迫切需要国内监管与政策部门形成“快速反应部队”，提供清晰、一致、及时的后方支援。因此，构建一个超越常规行政流程、旨在主动服务与解决问题的内部协同平台，是实现国际化战略从蓝图到落地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一）核心理念：从“行政管控”到“战略服务共同体”的功能重构
推动内部协调贯通，首先要求各相关部委在服务国家金融战略的层面，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与相互关系：
树立“一盘棋”系统思维：认识到评级机构的每一个国际业务挑战（如数据跨境、监管回应），都可能涉及金融稳定、资本项目管理、企业外债、证券监管等多个政策维度，单一部门难以独立解决，必须协同应对。
建立“客户导向”的服务意识：将“走出去”的评级机构视为实现国家战略的“前沿哨所”，其反馈的问题与需求是国内政策优化的重要输入。各部门需从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共同为其扫除后顾之忧。
追求“敏捷响应”的协同效能：国际化市场竞争瞬息万变，监管问询时效性强。内部协调机制必须能够打破常规会议周期和文牍流转，在关键时刻实现高效决策与信息同步。
（二）核心平台：打造常态化、实体化、数字化的跨部门协同支持网络
为解决政出多门、响应迟滞的问题，需建立一个权责清晰、运作流畅、资源集成的实体化协同机制。
1.建立“中资评级机构国际化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组织架构与运行：建议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框架下，设立常设性的部际联席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级别官员担任召集人，固定成员单位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证监会、外汇局、商务部、国资委等核心部门，并可根据议题邀请工信部、统计局等部门列席。设立常设联合办公室（可设在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或宏观审慎管理局），负责日常联络、议题收集、会议组织与决议督办。
核心职能与议程：
政策解读与一致性校准：定期就跨境债券发行、外债备案、主权信用沟通等涉及多部门监管的政策进行联合解读，确保传递给机构和国际市场的信息口径一致、逻辑自洽。协调解决中资企业境外发债信息披露要求中，可能与国内监管规定存在的潜在冲突。
共性问题攻坚与个性化问题协调：针对机构普遍反映的共性难题（如国际评级模型中亟需的特定行业违约历史数据获取、跨境支付合规流程复杂等），组织联合调研，会商出台解决方案。对于机构在特定重大项目或关键市场准入中遇到的个性化障碍，启动“快速响应通道”，由联合办公室协调相关部委专题研究。
应对国际监管协同问询：当海外监管机构（如ESMA、SEC）就涉及中国宏观政策、行业监管、特定企业情况向中资评级机构提出正式问询或评估时，联席会议可作为权威的国内信息协调与口径统一平台，组织相关部委共同准备专业、严谨的回复材料，为机构提供坚实后盾。
2.构建“面向国际化评级业务的监管数据与信息支持平台”
战略定位：该平台旨在成为国家级“战略信息赋能中心”，在严格保障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合法合规地为“走出去”的评级机构提供其在国际竞争中急需但难以独立获取的公共信用信息资源。
分层级数据与服务内容设计：
基础层：脱敏宏观与行业信用数据库：集成经脱敏和标准化处理的全口径企业信贷数据、债券市场违约及回收率统计、重点行业运行与风险指标等。这些数据是校准国际评级模型、构建更具中国视角和预测能力的评级方法论的核心燃料。
中间层：海外监管与规则动态情报库：编译、追踪和解读重点目标市场（如欧盟、美国、东盟）的评级监管法规修订、执法案例、监管机构公开立场文件等，并提供专业分析简报，降低机构的合规研究成本。
应用层：专项研究与模拟支持：针对“一带一路”项目评级、主权评级方法、ESG评级整合等特定课题，组织或委托研究机构开展联合研究，发布白皮书；并可提供有限的模拟环境，供机构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测试其模型。
运行管理与安全机制：平台由联席会议联合办公室负责日常运营与管理。建立严格的分级授权访问制度，确保数据“可用不可见”，通过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手段探索数据价值的安全输出。制定清晰的数据申请、使用与审计流程，确保全过程合规、可追溯。
（三）保障机制：确保协同体系长效、有序运行
确立明晰的权责清单与议事规则：出台《部际联席会议工作规程》，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决策流程（如共识决或多数决）、议定事项的落实与督办要求，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建立效果评估与动态优化机制：每年对协同机制的支持效果进行评估，向联席会议汇报。评估依据包括：解决机构问题的平均时长、机构满意度调查、以及在具体国际业务突破案例中协同机制发挥的作用。根据评估结果和形势变化，动态调整支持重点与平台功能。
培养跨部门的协同文化与专业团队：鼓励各部委相关司局干部进行短期交叉学习或联合培训，加深彼此业务理解。在联合办公室配备既懂金融监管、又懂国际评级业务和数据治理的复合型专业人员。
通过构建这一集“战略协调、政策攻坚、数据赋能、快速响应”于一体的内部支持体系，能够有效打通长期存在的部门墙和信息孤岛，将国家的战略意志转化为支撑前线机构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的具体弹药和精准导航，从根本上提升中资评级机构国际化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与成功率。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资评级机构国际化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挑战进行系统性剖析，提出其成功“走出去”并实现可持续成长，绝非依靠机构自身市场化探索的单一路径所能达成。核心在于，必须通过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主动构建一个 “国内政策引导、国际监管协作、内部协同支持”三位一体、有机联动的制度保障与监管协同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的有效运转，是引导中资评级机构从国际市场的边缘参与者转向核心建设者，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向积极贡献者的关键战略依托。
（一）系统框架的核心要义：一个动态平衡的支撑体系
国内政策是“战略基石”：其功能在于凝聚国家意志，提供清晰的战略信号与稳定的制度预期。通过构建需求侧引导、供给侧激励与能力建设支持相结合的政策工具箱，国内政策为机构国际化注入了最初始的动力与底气，解决了“为何要走”与“凭何能走”的根本性问题。它确立了国际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优先级，是整体生态系统的政策源泉与方向锚。
国际协作是“外部桥梁”：其使命在于主动破壁，营造可预期、可进入的海外市场环境。通过在多边平台倡导新兴市场评级合作新范式，在双边层面务实推动监管互认与准入便利，国际监管协作旨在系统性降低中资机构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政治性准入壁垒。它作为连接国内实力与海外机会的关键通道，解决了“走向何方”与“如何准入”的路径问题。
内部协调是“效能枢纽”：其价值在于打通国内支持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实现资源与响应的高效集成。通过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联席机制与数字化的数据信息支持平台，内部协调旨在破除部门间行政壁垒与信息孤岛，对机构在前线遭遇的具体合规、数据、沟通难题做出敏捷、协同的响应。它确保了国内战略意图能够精准、及时地转化为支撑前线竞争的有效“弹药”，解决了“后方如何高效支援”的运作效能问题。
（二）实施路径与关键挑战
构建并完善这一生态系统，需要遵循清晰的实施路径，同时正视可能面临的挑战：
实施路径：应采取 “统筹规划、分步推进、重点突破” 的策略。首先，由最高金融协调机构牵头完成顶层设计，发布纲领性文件。其次，优先在“一带一路”沿线、RCEP区域等战略协同区推动双边监管合作取得早期收获。同步启动国内部际协调机制的试运行与数据支持平台一期建设。随后，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向更成熟的欧美市场拓展监管对话，并持续优化内部支持流程。
潜在挑战：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基于维护现有格局的隐性抵制；国内不同部门间固有职能分野带来的协同惰性；在数据跨境流动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平衡难题；以及如何避免政策支持异化为对机构的过度保护，从而损害其市场化竞争能力的长期培育。
（三）理论贡献与实践展望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将中资评级机构的国际化问题，从传统的企业跨国经营理论或金融服务业开放讨论中，提升至 “国家金融战略能力延伸”与“全球金融治理权博弈” 的复合分析框架。提出的“三位一体”生态系统模型，强调了国家能力（政策、协调）与市场力量（机构）在特定战略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
展望未来，一个成功构建并有效运转的生态系统，将推动中资评级机构实现高质量国际化发展，其特征是：从追求网点布局的“物理存在”，转向追求方法论认可与品牌信任的“化学融合”；从服务中资海外融资的“跟随者”，转向为全球投资者提供独特信用风险见解的“价值创造者”。这不仅将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定价自主权与服务实体经济的综合能力，更将为全球信用评级体系注入多元化的新兴市场视角，促进其更加公平、包容和稳定，最终服务于我国金融业高水平开放与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战略大局。实现这一蓝图，始于今日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与坚定不移的协同发力。